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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的高鐵故事:透過普通人的故事看中國高鐵的“速度之變”

《追風逐夢——中國人的高鐵故事》是中國高鐵誕生十余年以來,第一部真正以大眾化視角講述普通百姓與高鐵故事的著作。 全書寓高鐵文化于人物故事,通過“親情的放飛”“路上的幸?!薄吧磉叺臏嘏薄澳缓蟮娘L采”“奮斗的姿態”五部分、三十余個采訪對象的生動經歷,使讀者從一個個鮮活的人物、一個個精彩的故事中汲取前行力量,感受高鐵文化。 這本書以人物故事為切口,以小見大,透過普通人的高鐵故事看中國高鐵十余年發展引領的“速度之變”,是一本難得的好讀、易讀之書。 它的好讀體現在首次讓普通旅客成為高鐵故事的主人公。讀者很容易對書的內容產生親切感,實現沉浸式閱讀。書中的旅客宛如一面鏡子,照出了一個個奮斗在人生旅途中的你我他。在這里,讀者既可以找到高鐵出行的精神共鳴,也能夠收獲列車奇遇的意外之喜。 《追風逐夢——中國人的高鐵故事》,畢鋒著,中國鐵道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它的好讀之處也在于清晰還原了高鐵專業人士的奮斗歷程,讓高鐵建設者運營者從幕后走向臺前,用故事化的編排、形象化的表達展現了他們攻堅克難、創新創造的故事,整本書讀來毫無晦澀感和距離感。 它的好讀還源于作者緊跟時代,始終保持年輕的心態,堅守滿足受眾美好閱讀需求的理念。全書順應融合發展的大趨勢,在表現方式上大膽創新,每篇文章不僅有文字圖片,而且配上了作者親自拍攝的采訪短視頻。讀者在每段故事前“掃一掃”,就能輕松看到故事主人公的采訪實錄,既增強了現場感,又嘗試了全媒體表達。 “小切口”,令全書好讀、易讀,讓人愛讀,細品之后不難發現,作者在遴選采訪對象時,內藏深沉的“大局觀”。全書的采訪對象兼具全面性和典型性,旅客中有大律師、在校博士生、藝術家,也有國企高管、機關干部、民企老總,鐵路職工則顧及與高鐵運營管理相關的多種崗位,同時考慮了高鐵的地域分布,京津城際鐵路、京滬高鐵、京廣高鐵、哈大高鐵、蘭新高鐵、廣深港高鐵、鄭西高鐵等東西南北中,遍及全中國。 通讀下來,中國高鐵十余年的發展歷程豁然清晰,足見作者在布局全書架構時的通盤考慮和整體策劃。

來源:北京日報客戶端
“飛奪瀘定橋”是虛構的嗎?

“飛奪瀘定橋”是虛構的嗎?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黨史教研部盧毅在《歷史評論》撰文指出,長期以來,“飛奪瀘定橋”一直被視為紅軍英勇頑強、不怕犧牲的典型戰例。但近年有人對此提出質疑,甚至以訛傳訛,混淆視聽。 如英籍作家張戎宣稱:“其實,在瀘定橋根本沒有戰斗。紅軍五月二十九日到達時,瀘定橋沒有國民黨軍隊把守”,“當時國民黨無數通訊沒有一份講瀘定橋打了仗”,認定“飛奪瀘定橋”純系虛構。 她還說曾采訪過當地一位93歲的婦女,這個老人說紅軍“陰一炮,陽一槍地打過去”,然后“慢慢過完橋”,過橋時“沒有打”。張戎還“引證”另一則材料,稱鄧小平在1982年曾對布熱津斯基說:“這只是為了宣傳,我們需要表現我們軍隊的戰斗精神。其實沒有打什么仗?!?另外,兩個叫李愛德、馬普安的英國人在重走長征路后寫的《兩個人的長征》一書中,引用他們采訪當地一位86歲的目擊者李國秀的話:“紅軍早上8點開始打仗,打了一天一夜。老百姓在前面帶路,紅軍跟在后面,幾個老百姓被國民黨擊中掉進河里”。 此則材料的性質更加惡劣:紅軍竟然逼老百姓帶路,當人肉盾牌。 很顯然,這些說法都企圖否定紅軍“飛奪瀘定橋”的英勇事跡。但實際上,上述兩種說法都存在很大謬誤。 多年來,隨著長征研究的不斷深入,通過多方史料互證,補充了長征過程中諸多重要歷史事件的細節,也訂正了既有研究中的個別訛誤。例如在復原“飛奪瀘定橋”的歷史細節中,原有的對奪橋戰斗中紅軍戰士“攀著橋欄,踏著鐵索向對岸沖去”的描述便被相關史料糾正。這是歷史研究過程中的正常之舉,并不能否定瀘定橋一戰的基本史實。 “飛奪瀘定橋”,不僅創造了軍事史上的奇跡,更重要的是,它對長征的勝利有著巨大的戰略意義。布熱津斯基在美國《生活》雜志發表的《沿著長征路線朝圣記》一文中就說:“瀘定橋戰役是長征途中最重要的一仗……要是渡河失敗,要是紅軍在炮火下動搖了,或是國民黨炸壞了大橋,那中國后來的歷史可能就要改寫了?!苯洿艘粦?,蔣介石欲借助大渡河天險將紅軍變成第二個石達開的美夢徹底破滅,紅軍擊破國民黨軍隊的南追北堵,成功打開前進通路,為紅一、四方面軍的成功會師打下堅實基礎。1985年5月,瀘定隆重舉行紅軍飛奪瀘定橋50周年紀念大會和飛奪瀘定橋紀念碑奠基儀式,鄧小平欣然題寫了“紅軍飛奪瀘定橋紀念碑”的碑名。 以下為全文: 今年是紅軍“飛奪瀘定橋”勝利85周年。長期以來,“飛奪瀘定橋”一直被視為紅軍英勇頑強、不怕犧牲的典型戰例。但近年有人對此提出質疑,甚至以訛傳訛,混淆視聽。 如英籍作家張戎宣稱:“其實,在瀘定橋根本沒有戰斗。紅軍五月二十九日到達時,瀘定橋沒有國民黨軍隊把守”,“當時國民黨無數通訊沒有一份講瀘定橋打了仗”,認定“飛奪瀘定橋”純系虛構。 她還說曾采訪過當地一位93歲的婦女,這個老人說紅軍“陰一炮,陽一槍地打過去”,然后“慢慢過完橋”,過橋時“沒有打”。張戎還“引證”另一則材料,稱鄧小平在1982年曾對布熱津斯基說:“這只是為了宣傳,我們需要表現我們軍隊的戰斗精神。其實沒有打什么仗?!?另外,兩個叫李愛德、馬普安的英國人在重走長征路后寫的《兩個人的長征》一書中,引用他們采訪當地一位86歲的目擊者李國秀的話:“紅軍早上8點開始打仗,打了一天一夜。老百姓在前面帶路,紅軍跟在后面,幾個老百姓被國民黨擊中掉進河里”。此則材料的性質更加惡劣:紅軍竟然逼老百姓帶路,當人肉盾牌。 很顯然,這些說法都企圖否定紅軍“飛奪瀘定橋”的英勇事跡。但實際上,上述兩種說法都存在很大謬誤。 首先,“飛奪瀘定橋”并不單指奪橋那一場戰斗,還包括此前一晝夜240里的強行軍。當時的情況是:紅軍奪取了大渡河安順場渡口,但因為渡船太少,全部渡過去將花費很長時間,而敵人追兵已經逼近。所以中革軍委決定,一部分部隊從安順場繼續渡河,大部隊則從上游瀘定橋過河。中央把奪取瀘定橋的任務交給了長征以來一直擔任先鋒的楊成武紅四團,最初給其3天的時限。從安順場到瀘定橋共320里,紅四團第一天行軍80里,但第二天中央急電,命令紅四團次日必須拿下瀘定橋,這意味著剩下的240里崎嶇山路須在一天內走完,相當于一天完成3個馬拉松。從這個意義上說,“飛奪”是完全成立的。 進一步講,瀘定橋上是否發生過戰斗,上述兩種說法也互相矛盾。張戎說“根本沒有戰斗”,李愛德等則說“打了一天一夜”,那究竟是否發生過戰斗?張戎說瀘定橋沒有國民黨軍隊把守,李愛德等則說幾個老百姓被國民黨打中掉進河里,那到底有沒有國民黨軍隊?他們一個問的是93歲老人,一個問的是86歲老人,來源都是口述材料。 相比之下,更具史料價值的應該是來自敵方的原始檔案。臺灣“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中有一份西康軍閥劉文輝發給蔣介石的電報,稱其部下“瀘定橋李團與沿河之匪奮戰”,此戰發生時間為1935年5月29日,恰是紅軍“飛奪瀘定橋”當天。 此處“奮戰”一詞,無疑表明張戎所謂“當時國民黨無數通訊沒有一份講瀘定橋打了仗”的說法,是率爾操觚、極不嚴謹的妄斷。另外,李愛德等所謂“紅軍逼老百姓帶路”的說法同樣不足為憑,后來有人向李國秀老人查證此事,她斷然否認曾講過這樣的話。 至于張戎引用鄧小平對布熱津斯基所述內容,也存在很大問題。經查《鄧小平年譜》,鄧小平1982年并未接見過布熱津斯基,會面發生在1981年,張戎首先把時間就弄錯了。1981年,布熱津斯基及家人赴大渡河和瀘定橋考察,然后回到北京同鄧小平談起此行的觀感。據他后來在美國演講時所言,鄧小平告訴他:這是我們的宣傳,我們需要用它來表達我們軍隊的戰斗精神。事實上,這是一次非常簡單的軍事行動。另一邊的軍閥武裝擁有的大多是老步槍,不堪一擊。 而張戎引用的則是:“這只是為了宣傳,我們需要表現我們軍隊的戰斗精神。其實沒有打什么仗?!眱上鄬φ?,第一句話的意思差不多,而且紅軍的這種英勇精神當然值得宣傳,如果不是紅軍勇猛進攻,敵人是不會自己撤退的。但后一句則存在明顯問題,鄧小平說這是一次軍事行動,根本沒講“其實沒有打什么仗”。 顯而易見,張戎故意曲解了鄧小平的話,編造了一個謠言。鄧小平之所以說得比較輕松,應該與他參與過數不勝數的大仗惡仗的指揮經歷,以及他舉重若輕的行事風格和語言習慣有關。鄧小平曾說過:“渡江作戰后,除了三野在上海打了一仗以外,其他的算得了什么大仗?”就此而論,瀘定橋之戰被歸屬為“一次非常簡單的軍事行動”,也就不足為奇了。 綜合各方史料來看,“飛奪瀘定橋”的史實是清晰的。在國民黨中央軍、川軍前后圍堵,妄圖消滅紅軍于大渡河畔的危局下,紅軍指戰員以大無畏的戰斗精神晝夜強行軍抵達瀘定橋,使敵軍原定的作戰計劃徹底落空。瀘定橋東岸守軍完全想不到橋板剛剛拆除一部分,紅軍就已到達西岸,只得停止行動,逃離橋面。 美國記者斯諾采訪諸多紅軍將士后寫道:“當紅軍到達時,他們發現已有一半的木板被撬走了,在他們面前到河流中心之間只有空鐵索?!奔t四團緊急收集木板用以鋪橋,于29日下午4時開始進攻。楊成武命令部隊集中所有武器向對岸開火,成功壓制敵人火力。另據聶榮臻回憶,突擊隊“一邊在鐵索橋上鋪門板,一邊匍匐射擊前進”。與此同時,從安順場渡河的另一支部隊也包抄過來,迅速逼近瀘定橋,敵人腹背受敵,最終潰敗。 多年來,隨著長征研究的不斷深入,通過多方史料互證,補充了長征過程中諸多重要歷史事件的細節,也訂正了既有研究中的個別訛誤。例如在復原“飛奪瀘定橋”的歷史細節中,原有的對奪橋戰斗中紅軍戰士“攀著橋欄,踏著鐵索向對岸沖去”的描述便被相關史料糾正。這是歷史研究過程中的正常之舉,并不能否定瀘定橋一戰的基本史實。 “飛奪瀘定橋”,不僅創造了軍事史上的奇跡,更重要的是,它對長征的勝利有著巨大的戰略意義。 布熱津斯基在美國《生活》雜志發表的《沿著長征路線朝圣記》一文中就說:“瀘定橋戰役是長征途中最重要的一仗……要是渡河失敗,要是紅軍在炮火下動搖了,或是國民黨炸壞了大橋,那中國后來的歷史可能就要改寫了?!?經此一戰,蔣介石欲借助大渡河天險將紅軍變成第二個石達開的美夢徹底破滅,紅軍擊破國民黨軍隊的南追北堵,成功打開前進通路,為紅一、四方面軍的成功會師打下堅實基礎。1985年5月,瀘定隆重舉行紅軍飛奪瀘定橋50周年紀念大會和飛奪瀘定橋紀念碑奠基儀式,鄧小平欣然題寫了“紅軍飛奪瀘定橋紀念碑”的碑名。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黨史教研部)

來源:歷史中國
李林:新時代中國法學和法治領域的兩個“熱詞”

“智慧司法”與“法治中國”是新時代中國法學和法治領域的兩個“熱詞”,受到國內外同行和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 人們之所以高度關注,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希望當代中國的司法能夠通過深化改革和智慧司法建設,早日擺脫“司法腐敗”的陰影,切實解決“立案難、勝訴難、執行難”等老大難問題,充分實現公正司法,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是期待中國的全面依法治國能夠通過“國家治理領域”的這場廣泛而深刻的法治革命,徹底跳出“人治”窠臼,有效規范制約公權,充分尊重保障人權,切實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全面實現人民福祉,早日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法治強國。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十三五”規劃收官之年,在深化司法改革和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關鍵階段,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創新發展的重要節點,我們深入研討“智慧司法與法治中國”的理論、制度、技術和實踐等問題,具有如下重要意義。 一是法學法律界深入貫徹落實十九大和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的具體實踐和重要舉措。以黨的十九大、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和習近平總書記全面依法治國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為引領,堅持法學理論創新與法治實踐發展相結合,以智慧司法和法治中國建設作為主題,展開跨學科、多專業、大視野的深入研討,有助于創新依法治國理論,深化依法治國實踐,推進司法體制綜合配套改革,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和法治化,加快建設法治中國。 二是有助于推動法治觀念更新和法學方法創新發展?;ヂ摼W和人工智能時代帶來的“法治革命”,不僅對傳統法治觀念和法學方法產生了史無前例的挑戰(有些甚至是不以我們法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顛覆性挑戰),而且呼喚超越自我的法學新知識,期待型塑重構法治新理念,企盼轉型升級法學新方法。這種挑戰和機遇,正在和必將促使傳統法治理念和法學方法通過深刻變革,以適應新技術革命解放和發展“法治生產力”的新需求,從根本上推動傳統法治和法學獲得新生。 三是有助于推進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法治體系的系統集成、協調發展?;ヂ摼W和人工智能進入法治領域引發的“法治革命”,不僅是頭腦、觀念、思維和理論層面的變革,而且全方位地反映在國家制度、法治體系和法律規則的層面。當代中國法治建設,既需要更加科學完備的制度、法律和規則,更需要推進既有制度體系、法律體系和法治體系的系統集成和優化組合。深入研討智慧司法與法治中國建設的問題,有助于運用網絡信息等新技術新思維,解決長期以來國家制度建設中的瓶頸性、制約性、失范性難題,進一步完備制度體系,優化運行機制,使以法律制度為支柱的國家制度體系,能夠全面統籌、協調發展,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治理機能,產生重組裂變的“化學反應”。 四是有助于深化司法改革,推進全面依法治國實踐。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制度優勢,轉化為良法善治的治理效能,是國家治理現代化和全面依法治國的必然要求。智慧司法建設,可以前所未有地助推司法改革和公正司法。例如,全面建設智慧法院,發揮司法大數據管理和服務平臺作用。建設智能語音云平臺,可以為法官辦案提供更高效的智能輔助;推進電子訴訟應用,逐步實現網上閱卷、證據交換、網上開庭和電子送達,可以使老百姓“打官司”更加方便、更有效率,等等。 五是有助于促進網絡信息技術與全面依法治國的深度融合,推動新時代的“法治革命”和“互聯網規制”。法治和法學的創新發展,新時代“法治革命”的爆發,離不開網絡信息新技術的全面支持、深度參與和不竭動能;而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新業態的健康發展,也迫切需要法律的規制、促進和保障。法治與互聯網雙輪驅動,兩者相互依存、彼此促進、共同成長。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原所長、研究員)

來源:北京日報客戶端
肖鋼:要讀懂股市,還必須讀懂人性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針對發展資本市場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做出了明確的部署和要求。201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資本市場在金融運行中具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作用,要通過深化改革,打造一個規范、透明、開放、有活力、有韌性的資本市場。 2020年,恰逢我國資本市場建立三十周年。三十而立。我國資本市場櫛風沐雨,春華秋實,取得了世人矚目的成就,實現了跨越式發展,同時也面臨許多機遇與挑戰。 為了研究我國資本市場的變革歷程,探索資本市場的發展規律,加快資本市場基礎制度建設,我結合自己的工作實踐與體會,撰寫了本書,把自己的所學、所見、所感、所思寫出來,謹向我國資本市場發展三十周年獻禮! 我國資本市場發展與國外市場發展不同,具有明顯的新興加轉軌的特征 進入2020年,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世界經濟和社會生活一度幾乎陷入停擺的困境,全球經濟遭受歷史上罕見的嚴峻挑戰,各種逆全球化思潮、民粹主義、保護主義進一步興起,給世界經濟發展和國際政治經濟治理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 中國經濟已深度融入國際經濟,不可能獨善其身,但也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需要深刻把握我國發展的歷史方位和時代特征,搶抓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革命的機遇,積極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布局重塑和價值鏈重構。為此,就必須堅持市場化改革和高水平開放,加快經濟增長模式轉型,增強經濟發展動力與活力,釋放經濟長期發展潛力。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正式頒布,涉及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和數據等多個生產要素,涉及面之廣,改革力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這個文件明確要求完善股票市場基礎制度,堅持市場化、法治化改革方向,改革完善股票市場發行、交易、退市等制度,鼓勵和引導上市公司現金分紅,完善投資者保護制度。這些都給我國未來資本市場改革發展確立了方向和原則。 新冠疫情觸發了全球金融市場震蕩,股票、債券、外匯、期貨、黃金和原油等多項大類資產價格大幅波動,多項指標刷新歷史紀錄。與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不同,這一次由疫情引發的金融市場危機伴隨著實體經濟的衰退,波及范圍更廣,持續時間更長,應對難度更大。 我國資本市場也受到疫情影響,出現了一些波動,但相比全球金融市場表現出較穩的態勢和較強的韌性,在風險之中面臨機遇,有基礎、有條件發展成為全球金融資產配置中心之一。 我們應當順勢而為,搶抓機遇,加快推進市場基礎制度變革,豐富市場產品與投資工具,擴大市場廣度深度。加快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有序推動人民幣匯率改革和資本項目可兌換,提高金融交易可兌換程度。 同時,應當看到,打造全球金融資產配置中心是一項長期系統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對我國發展既有重大利益,又有風險和成本,還需要切實加強監管能力建設,建立健全風險監測預警體系,防范輸入型風險。 回顧歷史,我國資本市場發展與國外市場發展不同,具有明顯的新興加轉軌的特征。發展初期,商業信用不夠發達,契約關系不夠完善,法治建設不夠健全,監管體系不夠到位,在這樣的特定環境下,政府力量起著主導作用,資本市場發展速度與成就遠遠超過自然演化的進程,我們用三十年時間,差不多走過了西方國家上百年的發展歷程,體現了后發優勢,這與我國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歷史進程與內在需要是一致的。 與此同時,也應當看到,我國資本市場發育先天不足,市場結構不均衡,資源配置效率不高,市場波動過大。市場結構與層次呈現出“倒金字塔”形狀,長期以來,在資本市場建設中,重場內市場,輕場外市場;重融資,輕投資;重公募,輕私募;重數量,輕效率;重現貨市場,輕期貨市場;重管制,輕競爭。 為了適應未來發展趨勢,我國資本市場改革發展應當堅持以需求為導向、以競爭為基礎、以創新為引領,努力實現以下幾個方面的轉變。一是在市場層次上,從塔尖到塔基,拓寬塔基,夯實基礎。 二是在市場組織上,從場內到場外,在建設場內市場的同時,有序擴大場外交易。三是在市場重心上,從融資到投資,從側重融資功能到更多重視投資者權益保護。四是在市場募資上,從公募到私募,在彌補公募短板的同時,大力發展私募市場。五是在市場質量上,從數量到效率,既要重視投融資數量增加,更要重視資金使用效率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改善以及風險對沖與管理,積極發展衍生品市場。六是在市場開放上,從封閉到開放,加大市場雙向開放力度,提高開放水平。七是在市場管理上,從管制到競爭,適當放松管制,鼓勵競爭與創新,加強事中事后監管。 構建一個有活力、有韌性的資本市場,實際上就是建設發達的、具有廣度深度的市場 歷史經驗反復告誡我們,防范和化解資本市場風險是一個永恒的課題。市場的脆弱性不僅來自宏觀面、基本面,而且與市場微觀結構、交易機制、杠桿水平、交易技術以及工具創新等因素密切相關。 這次新冠疫情沖擊下的全球資本市場恐慌,再一次提供了研究案例。以美國股市為例,10天之內發生4次股市熔斷,除了外生因素外,杠桿資金、量化對沖、高頻交易,加上被動型基金規模巨大,使自動化交易數量在成交量中占比過高,造成龐大的交易群體的交易行為空前一致且速度驚人,勢必引發羊群效應,導致相互踩踏,市場坍塌??梢?,推動資本市場發展,必須持續關注市場創新,深入研究微觀結構,探尋市場自身運行機理。 總之,構建一個有活力、有韌性的資本市場,實際上就是建設發達的、具有廣度深度的市場,與我國超大規模的現代市場經濟體系高度適應,有效支持經濟高質量發展和居民財富管理,促進創新型國家建設,暢通宏觀政策傳導,維護經濟金融安全與穩定。 要實現這樣的目標,至少需要兩個方面的條件。一方面,資本市場改革發展需要有利的宏觀運行環境,比如,保持宏觀經濟穩定發展,健全法治環境,建立高效的監管制度,培育誠信社會,擴大金融對外開放等,為資本市場發展營造良好的生態環境。另一方面,市場本身的制度變革也非常重要,比如,證券發行制度、退市制度、交易機制、信息披露制度、現貨與期貨市場、投資者結構、數字市場以及市場基礎設施等,這些對于驅動資本市場發展起著關鍵的基礎性作用。 新修訂的《證券法》已于2020年3月1日起正式開始實施。這是我國《證券法》實施二十多年來最重要的一次修訂,系統總結了我國資本市場發展的實踐經驗,揭開了資本市場改革發展的新篇章,對于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健全具有高度適應性、競爭力、普惠性的現代金融體系,維護國家經濟金融安全具有重要意義。 資本市場是一個資金場、信息場、名利場,但歸根到底是一個法治市場,必須以規則為基礎。打造規范、透明、開放、有活力、有韌性的資本市場,關鍵是加快推進資本市場基礎制度建設。因此,本書選取了資本市場基礎制度建設這個視角來探討,圍繞這條主線來展開,回顧了若干制度建立的來龍去脈,分析了制度執行的利弊得失,呈現了各方面對某些制度的不同意見,提出了未來制度建設的方案設想,可以說,這是一部集規則性、學術性、專業性、實踐性于一體的作品。 研究資本市場離不開研究如何防范危機;要讀懂股市,還必須讀懂人性 研究資本市場離不開研究如何防范危機。從全球范圍來看,股市危機是一個周而復始的規律性現象,在我國也不例外。在三十年的股市發展歷程中就出現過八次大起大落,給經濟金融穩定發展和財富管理帶了負面影響。股市作為典型的虛擬經濟的代表,其中周期性的暴漲暴跌,很容易過度吸引實體經濟中的資金,造成對實體經濟的沖擊。 雖然每一次股市危機發生的原因、形式和影響可能有所不同,但背后是有規律可循的。因此,我們應當以史為鑒,知古鑒今,深入探尋股市危機的成因和治理手段,不斷深化對股市發展規律的認識,持續推進股票市場發展與進步。 股市危機永遠與大眾投機相伴而生。人類對于資本的投機和一夜暴富的渴望由來已久,當股市泡沫產生時,人們往往不是去努力認清事實與本質,而是尋找各種理由來編織自己的夢幻世界。雖然知道這是擊鼓傳花似的游戲,但誰都認為自己不會是最后的持花者。許多關于股市危機的理論與實證表明,人性是股市泡沫亙古不變的驅動因素,人類的樂觀、自大、狂熱、貪婪、恐懼、驚慌等非理性行為在這個市場中表現得淋漓盡致。因此,要讀懂股市,還必須讀懂人性。 凡是過往,皆為序章??偨Y歷史與探索變革融為一體。展望未來,盡管我國資本市場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基礎制度的完善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們充滿信心與期待,堅信資本市場必將成為我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標的重要推動力量。 (作者為政協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經濟委員會委員)

來源:北京日報客戶端
王立勝:研究農村要有縣域視角,在縣一級再去區分城和鄉沒有必要

目前,鄉村振興問題社會各界十分關注,但是在如何理解鄉村振興的問題上,差異很大。這就提示我們要在認識論層面、方法論層面,進行全局性的思考、前提性的研究。 從總體上把握鄉村振興問題至關重要,因為這是個關系到這個重大戰略在實踐中能否順利推進的方法論問題、前提性問題。從總體性出發主要是指在認識論上,我們必須十分自覺、十分清醒地認識到城和鄉本來就是一體的。哪怕是在二元結構最為典型、最為牢固的時代,城和鄉也猶如一枚硬幣的兩面,是一個統一的有機體。 因此在思想認識上,首先要將被擱置的整體性找回來,要在自覺的總體性原則下開展研究分工和具體工作。 這種總體性的要求也正是戰略的本義,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認為研究農村要有縣域視角,在縣一級這個總體概念里再去區分城和鄉沒有必要。 在這里,農村、鄉村、鄉鎮、村莊這四個概念,必須首先要搞清楚。從目前情況看,在部分人的頭腦里,這四個概念的涵義是模糊的。特別是只要一講農村,一講鄉村,就認為都指的是村莊。 對于縣域而言,從總體上思考鄉村振興問題,就是要把一個縣域作為一個推進單元來考慮工作的整體布局。這樣就必須從縣域的實際出發來認識問題和解決問題。 比如如何認識一個縣域的城市化率的問題。我們以壽光模式為例來加以說明,以引起大家的思考。城市化率是衡量一個地區社會進步的非常重要的指標。 目前,我們在工作實踐中,統計城市化率有兩種辦法:一個是常住人口,一個是戶籍人口。 最近我們團隊在著力研究壽光模式問題,我們發現壽光的城市化率用這兩個指標來衡量都可能存在誤差,都有可能低于實際上的城市化率,而這個指標的高低直接涉及對壽光鄉村振興問題的評價。 所謂的戶籍城市化率,大部分是居民靠城市的行政區劃被“城市化”。我們在基層工作過的同志都知道,城市化率的提高可能與行政區劃的調整有直接關系,一個地區由于區劃的調整將鄉鎮改成了街道,農村人口就變成了城市人口,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變,只是因為行政區劃發生變化而被城市化了,村民變成市民了。所以好多地方城市化率提高,是因為行政區劃的變化,也就是城市戶籍人口增加了,農民就地變成了市民。 純粹因農民職業的變動而真正進城,從而將戶口從農村遷移到城市變成市民的數量將可能要遠遠小于上述情況。即便是把因行政區劃就地城市化的和純粹將戶口遷移到城市去的這兩種情況都加在一起所表現出來的壽光的城市化率,恐怕也遠遠小于它的實際城市化率。 就是按照常住人口來計算,大概其城市化率也會小于實際水平。當然了,對這個問題還沒有進行有效的實證研究,準確的結論是要進行科學的實證研究才可靠,但是,直觀的感受確實如此。為什么呢? 去過壽光的人都會感覺到,壽光的城市不太像個縣城,城市擴張規模很大,很多農民都在城里購置房產,他們的大部分時間也是在城里生活,但是由于他們戶口還在農村,生產場所也在農村,村莊保留完好,所以出現了一個極為獨特的現象,我們可以把這種現象叫做“生產生活的二元化”。 在城里生活,在農村生產,壽光的農民實際上已經變成了在城里生活在農村大棚也就是他們自己的“生產車間”里工作的“農業工人”,原來住的村莊就變為從事農業這個職業的“宿舍區”,而原來耕種的土地都被高檔智能溫室取代,高檔智能溫室就是他工作的車間。 目前,壽光搞了18個高檔智能溫室示范區,這些示范區都由專門的管理公司管理,完全是工廠化運作。這種工廠化運作是發展的趨勢,短期內不可能消失,原有村莊的“社區化”和原有大棚區的“工廠化”同時強化發展。未來的趨勢就是這“兩化”進一步融合發展所形成的“全域城市化”。 壽光的縣城作為市區不可能無限制擴張,但壽光農村里的村莊卻會作為農業工廠的“宿舍區”永遠保留。 這種情況下我們如何研究它的城市化率?我們的鄉村振興政策又應該如何來制定?恐怕只能從總體上考慮問題,從實際出發考慮問題。如果再考慮深層一點,這個問題反映在哲學層面,可能就意味著壽光確實走了一條獨特的現代化道路。這個獨特的現代化道路對于思考中國道路又將有什么啟示呢?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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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治理“頭頂上的安全”問題?《民法典》作出最新規范

“頭頂上的安全”引發社會關注 近年來,在我國各地先后發生多起建筑物中拋擲或墜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損害的案件。 由于無法查明具體的加害人,在缺乏明確法律規定的情形下,法院對此類案件的處理各不相同,甚至同一法院的不同法官之間也存在分歧。這就使法院的裁判難以服眾,引發當事人的上訪或不斷申請再審,使糾紛長期難以解決,不利于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 為統一審判依據,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合理分散損失,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維護社會秩序,《侵權責任法》第87條曾規定:“從建筑物中拋擲物品或者從建筑物上墜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損害,難以確定具體侵權人的,除能夠證明自己不是侵權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給予補償?!?應當說,《侵權責任法》這一規定解決了困擾司法實踐的難題,也體現了該法“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的立法目的。 然而,《侵權責任法》施行后,第87條就受到一些人的批評。他們認為,要求無辜的建筑物使用人承擔補償責任,很不公平,不符合侵權行為的構成要件,缺乏法理基礎,有的人甚至認為,這種規定有點類似于封建社會的株連或連坐。 在民法典編纂時,圍繞是否保留《侵權責任法》第87條產生了很大的爭議。有觀點認為,本條規定在實踐中爭議較大,執行難度也較大,建議刪除或者修改該條規定。 但是,經過反復研究論證,立法機關認為:近一段時間以來,“高空拋物墜物”造成他人損害的事件頻發,“頭頂上的安全”引發社會關注。要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需要綜合施策。 對于造成損害后果的,公安機關應當依法立案調查,對責任人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構成犯罪的,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同時,還需要明確建筑物管理人、施工者、作業者的責任,做到多管齊下,共同發力。 《民法典》作出科學合理規范 在《民法典》中,關于民事、行政和刑事三種法律責任的關系,總則編在第一百八十七條中已有明確規定:民事主體因同一行為應當承擔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的,承擔行政責任或者刑事責任不影響承擔民事責任。因此,關于“高空拋物墜物”行為應當承擔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問題,在《民法典》的侵權責任編中可不必再作規定?!睹穹ǖ洹窂亩嘟嵌?、全方位對“高空拋物墜物”的預防和責任問題作出了科學合理的規范。 首先,《民法典》第1254條第1款第1句明確禁止從建筑物中拋擲物品。 從建筑物中拋擲物品屬于嚴重危害他人人身財產安全和公共安全的行為,當然要被法律所嚴厲禁止。同時,通過在法律上明確任何單位或者個人都不得從建筑物中拋擲物品的強制性義務,也為追究違反義務的行為人的民事責任、行政責任乃至刑事責任奠定了前提。 其次,基于侵權法上的自己責任原則,《民法典》第1254條第1款第2句明確規定從建筑物中拋擲物品或者從建筑物上墜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損害的,由侵權人依法承擔侵權責任。 這就是說,誰拋擲的物品或者誰的物品墜落造成他人損害的,就應當由誰承擔責任。明確這一點還有一個重要的意義就是,無論是有關機關調查還是人民法院審理糾紛,都不能圖省事,不查清責任人,就隨意適用《民法典》第1254條第1款的規定,繼而要求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承擔責任。有關機關尤其是公安機關對于此種因拋擲物或墜落物造成他人損害的違法甚至是犯罪行為,不能懈怠,應當積極依法履行職責,及時調查,查清責任人,這樣不僅能使受害人找到加害人要求承擔侵權責任,也有利于追究加害人的行政法律責任以及刑事責任。 故此,《民法典》第1254條第3款特別規定:“發生本條第一款規定的情形的,公安等機關應當依法及時調查,查清責任人?!敝粤忻鞴矙C關,就是因為這種從建筑物中拋擲物品或從建筑物上墜落物品造成他人損害的行為屬于違法行為,甚至構成犯罪行為,公安機關首當其沖負有義務加以調查,從而懲治違法者。 再次,在不少情況下,雖然經過公安等機關努力調查,依然無法查清責任人,此時受害人無辜遭受人身財產損失,不能不給予相應的救濟。 故此,《民法典》第1254條第1款第3、4句明確規定,經調查難以確定具體侵權人的,除能夠證明自己不是侵權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給予補償。由于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并非真正的侵權人,故此,其在補償后如果查明了真正的侵權人,自然有權向侵權人追償。 最后,《民法典》第1254條第2款明確規定,物業服務企業等建筑物管理人應當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高空拋物墜物情形發生,如果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應當依法承擔未履行安全保障義務的侵權責任。 所謂建筑物的管理人是指對于建筑物負有維護管理職責的民事主體,最典型的就是物業服務企業。 此外,一些建筑物的所有權人自行負責建筑物管理維護,則該所有權人就是建筑物的管理人。作為建筑物的管理人,其依據物業服務合同的約定或者法律法規的規定等,對建筑物負有維修、養護、管理和維護義務,應當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來防止發生高空拋物墜物損害他人合法權益的情形。 例如,對業主盡到提醒告知的義務,在發生過高空拋物墜物情形后及時調查處理,并采取安裝攝像頭等措施以便取證等。如果其沒有履行這些安全保障義務,那么就應當承擔未履行安全保障義務的侵權責任(《民法典》第1254條第2款)。所謂“承擔未履行安全保障義務的侵權責任”就是指依據《民法典》第1198條承擔違反安全保障義務的侵權責任。 (作者為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青年學者) 原標題為《全方位治理“頭頂上的安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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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主流社會科學所面對的知識挑戰比我們還要尖銳

要做好心理準備、知識準備,迎接歷史劇變時代的到來 作為中國的知識工作者,我們要做好心理準備、知識準備,要迎接這個歷史劇變時代的到來。 我們看到了這個世界的變化和中國的變化,以及蘊含未來可能的劇烈變化,這是數百年不遇之大變局。這個“大變局”還體現在什么地方呢? 我在很多年前就說過,大家都認為牢不可破的結構居然開始松動,大家都認為無可逆轉的趨勢居然開始逆轉。 我由此勾勒出四個脈絡,我認為這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第一,“冷戰”結束,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美國變成唯一超強,大家都相信這個單極體系幾乎是牢不可破的。不到二十年,這個結構的基礎已經全面松動了,歷史的腳步走得真快。 第二,第三波民主化,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80-90年代則勢如破竹,席卷發展中地區幾乎所有政體的演化;然而,進入21世紀后它開始失去動能,最近十幾年已經開始進入退潮。 第三,二戰后七十年,從戰后秩序重建開始,特別是國際經濟秩序不斷往自由化的方向演進,而且其吸納的地區、覆蓋的人口不斷擴充,所以它被看作全球化資本主義擴張的大趨勢,現在資本主義面臨空前的危機,自由經濟秩序也面臨巨大挑戰。 第四,過去三百年西方國家占據世界舞臺的中心,他們主導歷史的前進方向,他們塑造世界秩序,制定游戲規則,主導話語權,但時至今日西方中心世界秩序式微,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這是三百年歷史潮流的反轉。 這些都倒逼我們去探討我們知識體系的時代關聯性在哪里,我們過去用的方法和研究途徑能否回應這樣的知識挑戰。2019年年初,西方的一個非常高端的全球安全議題對話“慕尼黑安全論壇”使用了一個主題——“Who is going to pick up pieces of the disintegrating world order?”(全球秩序正處于一個肢解的過程,零部件掉了滿地,誰有能力把它拼接回去呢?) 在五年前或者十年前,主辦者為會議選這么一個主題,是無法想象的。偏向西方中心的觀點認為,中國是秩序的拆解者、破壞者。但如果換一個角度,中國肯定是很重要的正面力量,是建設性的。然而,西方國家不這么看,這一點我們暫時不理會。 該檢討過去經常借鑒移植的、高度美國化的主流社會科學、主流政治學了 西方國家當前面對的困境是極為深刻的,而且來自方方面面,他們過去所自信的每個環節都出問題了:第一,特朗普居然要拆解戰后多邊機制,戰后自由國際秩序搖搖欲墜。 第二,原來一般認為整個戰后體制的主軸是美國,它有一個很重要的壓艙石就是大西洋聯盟,美國和西歐原本是基于理念或共同威脅的特殊伙伴關系,但這居然也開始裂解,歐盟本身能否維續也是一個問題。 第三,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模式,特別是我們稱為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所主導的全球化模式難以為繼,至少在西方發達國家遭遇到巨大反彈,反全球化與反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激進政治運動風起云涌,它的政治基礎、社會基礎在崩解。 第四,民主體制本身也出現合法性危機,治理失靈,這在美國和歐洲已經體現得很清楚了,而我認為問題遠比我們看到的還更嚴重,因為它沒有能力解決財政危機、族群融合、人口老化、經濟停滯等方方面面的問題,經濟分配沖突也幾乎沒有解藥,只是在拖延問題。 處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不禁要問:我們是不是應該檢討現有的、熟悉的,特別是我們過去經常借鑒移植的、高度美國化的主流社會科學、主流政治學,以及它的那套理論范式、研究方法,還有它所設定的議程? 是不是要通過這種檢討,我們才能比較從容、有比較清晰的思路去面對這個時代的挑戰?否則我們將非常困惑、非常彷徨,這就是我們今天要面對的巨大挑戰。 至少我認為,過去太多的社會科學研究是美國式的,我們沉溺于假定這個社會已經發展到了一個很成熟穩定的狀態,所以誤認為我們只需要研究一些參數性的變化,如什么樣的群體投左翼政黨的傾向更高,階級投票傾向隨著不同的時代會減弱或增強等。我們不會去思考大的結構轉型與解體、體制合法性基礎全面松動之類的比較根本性的問題。 因此,我們必須跳脫出來,不能再假定這個結構是牢固的、秩序是穩定的了,因為這個前提已經被挑戰了。 西方的主流社會科學所面對的知識挑戰比我們還要尖銳 在我看來,今天西方的主流社會科學所面對的知識挑戰比我們還要尖銳,為什么呢? 第一,它很難預見和理解當前的歷史趨勢,比如國際金融危機到今天還在蔓延,并沒有真正恢復。日本是第一個進入負利率時代的經濟體,已經二十多年了,現在整個歐洲幾乎要進入負利率時代,這對一個常態的資本主義社會來說,就像一個黑洞一樣,美國現在也正在往這條路走。 這對主流經濟學尤其是新古典經濟學來說是一個最大的謎,它不知道怎么去應付這個問題。西方民主體制從三十年前歷史終結的自信變為現在的不自信,這讓政治學者們非常彷徨,因為在他們的意識形態領域里,沒有什么新的建設性的東西去應對它現在深層次的沖突和矛盾。 戰后的自由國際經濟秩序面臨困境,也讓自由派經濟學者非?;炭?,他們很難真正理解或者正面看待中國的整個現代化道路和經驗,特別是過去四十多年的道路和經驗,所以他們也很難真正理解中國如何帶動了很多非西方國家和欠發達國家的興起,以及它接下來可能會帶動世界秩序的重塑。這些都是橫亙在我們面前的一些重要的知識挑戰,我們需要一個更牢固的科學哲學基礎做支撐,需要一個寬廣歷史視野的社會科學研究來回應這些問題。 我對美國政治學者不抱太大的期待,因為我覺得他們有一種隱而不喻的意識形態預設立場,比如西方中心、個人主義等,只有少數人能夠跳脫這個局限,但他們在美國學術社群里都被邊緣化了。 另外,我覺得主流政治學在過去六七十年所依賴的社會科學哲學基礎是“問道于盲”,不是說那些基礎產生的知識完全沒有用,而是說它只是工具性知識。如果你想解決操作性問題,這種雕蟲小技是有用的,如預測下一季的股市是漲還是跌,又如用什么樣的廣告詞可以打動選民。但要想回應我說的歷史劇變時代的結構轉移問題等巨型歷史變化問題,它是完全無能為力的。 認真地開展歷史政治學研究 如果我們要認真地開展歷史政治學研究,那么,重新建構科學哲學基礎也是值得做的一項工作。 我特別要強調的一點是,今天的主流社會科學哲學理論的主張,與美國主流社會科學存在一個非常大的分野,即過去美國主流社會科學的解釋往往會引導你往個體層次找到解釋源頭,其中,經濟學是最典型的,所有理論都要有個體基礎。但如果從后實證主義的科學哲學,尤其是批判實在論(critical realism)的角度來看,這完全是本末倒置。 他們認為,沒有與生俱來具有社會行動能力的個體,只有社會結構才能賦予它這種可能性。每個人都由于隸屬于、參與了一層一層的結構關系,他才可能扮演各種角色,才具備了社會行動的可能性。 從這個角度來看,對很多社會現象的解釋都應該用總體層次的回歸作為解釋的源頭,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新起點,而且我認為歷史研究也是一樣的。歷史研究不應該只是帝王將相,這并不是說個人不起作用,而是說他的作用其實是很局限的,當然,他能成就的事情有時也會具有偶然性或運氣。所以,馬克思提醒我們:人創造歷史,但不是在他自己選擇的條件下。 事實上,不是他自己選擇的條件往往占了80%-90%。因此,所謂的“英雄造時勢”的“英雄”的獨立作用,可能只有10%甚至是個位數。人所處的社會大環境是非常復雜的,做研究時要把不同層級的行動者和結構條件都考慮進去。不要覺得這樣的理論不夠漂亮、不夠精簡,這并不重要,簡潔而漂亮的理論雖然有感染力,可它是唬人的,因為太容易有例外,太容易被推翻。 社會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體系,要想了解任何一件事情是如何發生的,有太多的結構前提要確立。一個好的研究應該是深度研究(intensive research),就像剝洋蔥一樣一層一層剝開。而且要先做好一個非常深刻的個案研究,再去做比較研究,才能有很高的起點。 因為只有這樣,你才會知道很多可能性可能出現在什么地方,在哪里可能會找到答案,你會有這樣一個引導性的知識地圖。如果我們要重建歷史政治學的科學哲學基礎,我覺得這會是非常重要的起點。 雖然歷史政治學這個提法過去很少,但是已經有一些跟它類似性很高的研究途徑,比如歷史社會學、歷史結構分析、歷史制度論,它們在社會學和政治學里都有一定的地位,這些都是歷史政治學的先驅和重要基礎,我認為是比較值得我們借鑒的。 (作者為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歷史政治學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本文發表時有刪節,標題為編者所加。讀者欲知更多詳情,請參閱《中國政治學》) 原標題為《西方主流社會科學難以回應時代“大變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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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富國”與“西窮國”的寓言故事

“人們最關心的經濟問題是什么?” 從互聯網搜索結果來看(截至2019年2月), “經濟增長”在一眾經濟話題的搜索熱度中以超過95億條相關結果穩居第一,遠遠超過諸如“效用函數”“收入分配”“財政政策”等等經濟話題。 從人口的角度分析經濟增長的歷史,會發現從18世紀起世界人口經歷了爆炸性的增長。羅伯特·福格爾(AER,1991)認為,第二次農業革命之后食品生產業的技術進步是人口爆炸性增長的主要原因。 此外,自1900年以來,世界各國人均收入呈現顯著差別,時至20世紀90年代,包含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人均收入才剛剛達到美國100年前的收入水平,約為同時代的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人均收入的五分之一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世界范圍內收入的兩極分化只是近現代才發生的事。安格斯·麥迪遜(2003)統計發現,1820年(清嘉慶年間)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荷蘭人均收入約為中國等東亞國家的3倍,一旦上溯到約2000年前(約為漢平帝年間),世界范圍的收入差距則微乎其微。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安格斯·迪頓在其2013年的專著中認為,歷史就是人類不斷試圖逃脫貧困、早夭以及爭取更好生活的歷程。 那么是否人類世界的發展就注定會帶來如今這樣巨大的收入差距呢?既然如今的收入差距很大程度由現代經濟增長的成功導致,那么收入水平的收斂最終會不會發生? “東富國”與“西窮國”的寓言故事可以幫助我們形象化地找尋貧富差異的源頭。如果“東富國”和“西窮國”兩個國家具有完全相同的人口結構和國土面積,但人均GDP的差距高達8倍,其差距源自何處呢? 首先,在土地和人口相同的條件下,我們就要關注人均物質資本的差異,擁有越多投資、人均資本越高的地方,生產力將會越高。此外,生產力還受到技術和效率的影響。如果兩國之間存在的資本差異、技術差異分別可以解釋收入差距的2倍,那么最后2倍的差距將歸結于生產效率,也就是能夠促進人們工作的激勵機制、制度安排、市場結構等等。 那么繼續追問下去,又是什么導致了兩者在資本、技術和生產效率上的差異呢? 在這則寓言中恐怕就要歸結為“東富國”的民主制度、自由市場和“西窮國”的君主封建制以及封閉市場的制度差異了。 新古典經濟學中的經典模型——索羅模型是從資本、勞動力和技術進步三個方面來解釋經濟增長的,其基本設定是:人均收入是由人均資本和生產力決定的。資本要經年累月進行積累,其積累過程取決于投資和折舊兩個方面,也就是資本的增長等于儲蓄減掉折舊。儲蓄率在這里扮演著決定性的作用。但如果儲蓄率是內生的,索羅模型將會面臨“反向因果”的邏輯挑戰。 值得注意的是,若將經典生產函數進行對數線性化,得到的等式顯示人口數量對總產出的影響為負。人口數量是否制約經濟增長呢?西方俗語道:“上帝為每張吃飯的嘴都配備了一雙勞動的手?!比绻苯訉Ρ仁澜绺鲊司鵊DP和相應的人口增長率,直觀的關系是越富有的國家其人口增長率越低。但更深層次的問題是,人口增長率是否是內生的呢?事實上,經濟學眾多文獻顯示,人口規模為技術進步和生產力提高提供了源泉。 也有人認為,索羅模型和馬爾薩斯理論類似,并未考慮到人力資本的“非競爭性”作用,即人口增加會促進更多“新點子”的產生,而這是經濟增長的關鍵要素。經濟學家哈耶克認為,勞動力更傾向于具有邊際回報遞增的屬性,因為人口的增長不僅僅是單純數量的增長,而是更多不同人的“差異化”增長,越來越多不同的頭腦才會萌發越來越多不同的想法,進而提高經濟的整體生產力。 健康和教育可被視為人力資本發展的兩大基石。健康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目前在經濟學界得到了廣泛的關注和研究。從宏觀角度來說,健康狀況相對于教育水平更能夠預測未來的經濟增長;從微觀角度來說,健康狀況可以被納入人的效用函數,健康的身體既是人們所享受的消費品,也是需要投資并且回報豐厚的投資品。 健康會影響個體的決策,決定個體是否能夠做諸如學習、儲蓄等長久的計劃和打算,同時也影響其生育和社會行為。人的健康狀況同時還會影響商業運行,健康風險可能會提高失業率、減少職業培訓的回報、增加健康保險的風險溢價等等。 (作者為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學經濟管理學部副主任) 原標題為《增長、財富與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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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學典:學術界苦“SCI崇拜”久矣,學術評價需重新定向

2020年2月,教育部、科技部聯合發文,緊急叫??萍碱I域已泛濫成災的SCI論文至上的做法,強力糾正學術評價中的不良導向。 這既是對當前突發事件的應激反應,更是對近年來學術界、期刊界相關呼吁的有力回應,這一舉動值得贊賞。 學術共同體內部的學術評價究竟如何進行,離開了量化指標,是否就會隨心所欲,無章可循?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學術界對什么樣的學術成果是有價值的,其實是有公認的原則和標準的,只不過這些原則和標準外行人難以把握和操作罷了。當然這些標準并非完全不足為外人道也。 選題質量高低關乎學術價值大小 著名史學家何炳棣先生說,清華學人有一種傲人的自我期待:不管搞哪一行,絕不做第二等的題目,要做就做“頭等大題目”,第一流的大學問。研究選題的意義于此可見。 我們現在的項目評審一般都將選題價值放在首位,這無疑是正確的。選題處于科研工作的起點,尋找到一個好的選題就意味著成功了一半。填補空白的題目自然不必多說,但這樣的題目少之又少。 一般說來,研究選題是否具有學術價值,取決于在本學科領域是否具有公認的重要性。以中國近現代學術史為例,有關梁啟超、胡適、郭沫若等學術名家的研究就具有重要性,不過,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車載斗量,必須從新的角度切入。 這當然并不意味著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就完全不重要,不值得研究,但關于小人物的研究應當與學術史上的重要現象、重要問題相關聯才能凸顯其意義。 民國學者張蔭麟曾就中國通史編纂提出取材的四種標準:“新異性的標準”“實效的標準”“文化價值的標準”“現狀淵源的標準”。這些標準同樣可以移用于學術選題。滿足一種或幾種標準的選題才稱得上是優秀的選題。 選題的前沿性、新穎性也非常重要。一個選題應當追蹤學科發展的新動向,甚至預示未來學術發展的趨勢,具有開拓性和前瞻性。前沿研究往往提出前人所未提出的新問題,涉足尚待開發的處女地。前沿性的題目對學科發展具有較大推動作用,提供新視角,開辟新領域,應用新方法,找到新的增長點,甚至能為后學“開無數新門徑”,“開許多新生路”。前沿性題目常常來自學科交叉地帶,由不同學科的碰撞產生火花。 如近年來出現的性別史、概念史以及新文化史,都屬于前沿性研究。相對于傳統題目,前沿性題目優勢明顯,它給人帶來耳目一新的感覺,更容易引起研究者和閱讀者的興趣。 但學術研究也不能一味趨新求異,隨波逐流,新課題也同樣必須兼具相當的重要性。傳統題目當然也不是可以完全棄之不顧,置之于新的視角下也有可能轉化為前沿性題目。 功力與見識含量的多少決定學術分量的厚薄 體現在具體學術成果中研究者的功力與見識的深淺,無疑是判斷學術價值高下的另一重要標準。對人文學科而言,論文和專著是兩種最基本的呈現形式,因此成為學術評價的主要對象。評判一篇論文或一部專著時,人們往往從兩個角度著眼:一是看是否有功力;再就是看是否有見識、思想、洞察力,見解是否深刻,是否能揭示現象背后隱藏的事理。 著名歷史學家翦伯贊曾提出過史學研究的“三基”,即基本理論、基本知識和基本技能。這都屬于學術功力。功力體現出一個人在讀書治學上所下功夫的深淺。所謂“真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后止也”,“人之于文學也,猶玉之于琢磨也”,等等,強調的都是學問的積累問題,在某一領域某一方向用功多少的問題。以季羨林先生的糖史研究為例,他十余年里一直關注著“糖”的問題,遨游書海,力求在史料上做到涸澤而漁,其展現的功力令人嘆為觀止。 除了收集材料的能力之外,功力還指對治學工具和相關輔助學科掌握的多少,這是能否在某一領域做出成就的必備條件。當然,功力也指對專業基本典籍的掌握程度。所有成功的學者對本方向的基本典籍無不爛熟于心。為陳寅恪所推重的黃庭堅早就告誡人們“讀書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純不欲雜”,帶有經典性質的書必須溶化到血液里。繞過基本典籍不讀而企圖走捷徑速成,內行人一眼就能看出破綻。 至于見識,昔賢有言:“才須學也,學貴識也”,說的就是見識對于學問的重要。具有深刻、獨到的見識才稱得上是上乘之作,才能列為優等。論著中必須體現作者的見解和思想。真正有價值的作品,必然閃耀著思想的光芒。 目前許多論文中普遍存在有學無識的弊端,通篇只是堆砌材料、轉錄材料,靠材料膨脹篇幅,用大段引文來注水,通過炫耀表面上的博學來掩飾思想的貧弱。 不得不承認,見解越獨到、越犀利、越超前,就有可能越難以被大多數人所認可。這是對學術評價者的一種挑戰和考驗,需要具有能夠容忍異見甚至異端的氣度和胸懷。 能否進入學術史是估量科學研究價值的最終尺度 學術成果是否具有學術史的價值,應該成為學術評價的終極尺度。學術評價必須引入學術史的維度。學術研究通常是一種長線的事業,應當具有長遠的眼光,學術評價同樣如此。學術評價不能只關注短期效應,而要從整個學術史的長河中進行觀察。真正有價值的學術成果必將被寫入學術史而為后來者所銘記。 所謂具有學術史意義的成果,大致包括兩類:一類是具有范式革命的意義,比如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足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一類是具有局部突破意義,或是在某個問題上推翻前人結論提出新的認識,或是通過發現新材料、應用新方法將某一問題的研究推進一步。二者的學術史意義當然不能等量齊觀,前者引發學術研究的突變,后者帶來學術研究的漸變。前者通常出自大家手筆,因緣際會而成經典,可遇而不可求;后者來自辛勤耕耘者的常規研究,是經常出現的,也是學術評價中最常見的情形。我們當然不必用衡量經典的標準苛求全部學術成果。 近來,作為“以質為主”評價標準的代表作制度,呼聲很高。這里需要強調的是,代表作絕不只是學者個人的代表作,同時更應是本領域、本方向或某一問題研究上的代表作。是不是代表作關鍵在于其有無學術史的價值。我們現在的評價標準中還有所謂衡量學者學術貢獻度的提議。學術貢獻度的評判不能只通過橫向比較完成,更離不開學術史的標準。 其實,早在1932年傅斯年在談到大學教授資格評定時即已提出,“此學人更有一種重要著作,成為一種不可忽略之貢獻者,由此會審定其有大學教授資格”。其中所說的“不可忽略之貢獻”,就含有一種學術史價值的意味。 學術界苦“SCI崇拜”久矣。撤掉SCI指揮棒之后,整個學術評價需要重新定向,這關乎著未來中國科學研究和學術發展的方向,關乎著中國在未來科技舞臺上以什么姿態參與競爭。這就需要整個學術共同體就此展開充分的討論,形成新的共識。 要言之,制定一個科學的科研評價體系,決定著21世紀中國的科研事業能否健康有序地向前發展,也決定著能否實現建設名副其實的科研大國、學術強國的宏偉目標。中國的科學研究,又到了一個重要的關口! (作者為山東大學教授) 原標題為《學術評價 有章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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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期間,北平形成了這樣一種獨特的抗戰局面

抗戰期間,日軍在北平施行殘暴的統治,但北平軍民從來沒有屈服,他們為抗戰的勝利付出了極大的犧牲,做出了不朽的貢獻。 北平抗日浪潮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就沒有停止過 1931年9月18日,日軍在東北策劃大規模的侵略行動,挑起了中日戰爭。 九一八事變是日本侵華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開始,只是南京國民政府寄希望于國際的調查裁決,采取退讓政策,沒有形成全民族的、國與國之間的戰爭。 九一八事變后,中國共產黨發表《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占領東三省事件宣言》,北平地下黨印發《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吞并滿洲宣傳大綱》。以學生為先鋒的北平民眾在中共領導下成立了各界抗日救國會,發起南下請愿示威團,掀起抗日救亡運動的聲浪,并一直持續到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變之后。 侵華日軍占領北平城 經中共北平黨團組織動員和派遣,返回東北參加抗日活動的東北籍學生有數百人,如原中共北平西郊區委書記張甲洲、共產黨員白乙化、反帝大同盟盟員李兆麟等,他們都成為東北抗日義勇軍的骨干力量。 1933年在密云一帶爆發了著名的古北口、喜峰口長城抗戰,華北危急,“華北之大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隨后爆發了浩大的抗日救亡的一二九運動。 可以說,北平抗日浪潮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就沒有停止過,因此,九一八也是北平抗日運動的起點。 日軍占領東北后,又侵犯上海、華北等地,最終于1937年7月7日在平郊宛平制造了七七事變,中國全民族的抗戰由此爆發。 日軍的殺戮、破壞和掠奪暴行令人發指、罄竹難書 日軍對北平的武裝侵略和殘暴統治,阻遏了北平經濟社會的正常發展,造成巨大的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其殺戮、破壞和掠奪的暴行令人發指、罄竹難書。 一是造成大量抗日軍人和平民的傷亡。從1933年到1945年,在長城抗戰、盧溝橋抗戰、南口抗戰和八路軍平郊抗日根據地對日偽軍作戰中,中國軍隊共傷亡3萬余人,佟麟閣、趙登禹、白乙化、沈爽等抗日英烈為國捐軀。 侵華日軍采用轟炸、槍殺、焚燒、狗咬、拷打、性暴力、苦役、集中營關押等方式,在北平制造了密云潮河關、思郎峪、門頭溝王家山、平谷魚子山、豐臺米糧屯、房山二站村等一次性傷亡5人以上的慘案130起,致平民傷亡17045人,另有60068人被俘或被日軍抓去做勞工,其中大部被迫害致死。因戰爭因素導致的間接死亡更是無法統計的,但人口的大量減少是確鑿的事實。 二是霸占土地,焚毀民房。在城區,日軍強占原國民政府機關駐扎其軍政機關,占用學校等公共設施和民房建設兵工廠、倉庫、醫院,霸占房屋地產為其所用。在郊區,日軍修筑封鎖溝,建立炮樓碉堡,平毀村莊,沿長城一線制造千里“無人區”,制造了大量“集團部落”,使千百萬農民過著沒有基本生活保障、失去尊嚴的現代奴隸生活。 北平軍民的抗日斗爭從未停息 1937年七七事變后,日軍大量增兵豐臺,在進駐原英國老兵營的基礎上,又強占老百姓的土地和房屋,不斷擴建兵營,修建倉庫。 據戰后國民政府的調查資料顯示,從1939年7月起,1940年3月、7月,1941年4月、8月,日軍共占領前泥洼、后泥洼、李莊子、七里莊、七間房、侯莊、高莊、石榴莊、道溝村、地藏庵、石馬墳等十幾個村莊至少288戶人家的土地、房屋、墳塋和棚子。 為了切斷抗日根據地與人民群眾的聯系,日軍在對無法控制的地方,大搞“集家并村”。將懷柔地區八道河以南、柏崖廠以西,西起莊戶、東到石片等村,方圓100多平方公里的地帶變為“無人區”。對大榛峪、西柵子、長園、石片等山地村莊反復“掃蕩”達17次,對下辛莊、北宅、東莊、辛莊、東墳、岐莊及圍里村一帶“掃蕩”更達22次。 據調查統計,從1937年至1941年,宛平185個村莊有142個被日軍燒毀。沿河城村半月內被燒3次,柏峪村民房竟被燒19次之多??箲鹌陂g,平谷有8870間房屋被燒毀,1841間房屋被拆。很多百姓被迫在山洞、石洞中過著與世隔絕的凄慘生活,遇到日偽軍搜山,仍然難逃被殺的厄運。 1939年至1942年,日軍在門頭溝地區修建150余處據點和崗樓。為封鎖豐灤密抗日根據地,日軍從昌平桃峪口到潮河辛莊,修建了寬11米,深5米,長90公里的所謂“惠民壕”,5000青壯年被無償征用,累計出工30多萬個。被占土地1485畝。在平谷地區共挖3條壕溝:一條由上宅到峪口,長30公里;一條由大華山到胡店,長10公里;一條由稻地到掘山頭,延伸到薊縣附近。壕溝寬10米,深6.5米,占地600畝。 三是搶奪財富和資源。日軍用公開或隱蔽的手段掠奪黃金、白銀等金融資本,開辦中國聯合準備銀行,發行偽聯銀券。崇文區是商業發達區域,日軍外城憲兵隊曾對此處27家銀號進行搶劫。 例如,1937年11月到12月,日軍沒收前門外聚義銀號中國29軍將士寄存的黃金1200兩,銀元211000元,存款726574.9元。在日軍特務部成田少佐、武田確忠、余村實的刑逼下,銀號經理王振亭從東交民巷聚義銀號的庫房中將21萬銀元提出,憲兵隊用卡車將這些銀元直接拉入日軍控制的朝鮮銀行中。該行臨時行址亦在東交民巷內。類似的事件有幾十起之多。 四是掠奪損毀文物,破壞文化設施。淪陷時期,留在北平故宮的文物遭到日軍很大破壞。據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戰后報告,故宮文物損失古物館文物191箱,文獻館1734箱,前秘書處826箱,頤和園89箱,古物陳列所113箱,總計2953箱。 在其《本院被敵軍征取銅品之經過情形請轉行第十一戰區長官司令部設法追究》里說:“案查本院被征用之銅品2095市斤外,計銅缸66口,銅炮一尊,銅燈亭91件。 此外,尚有歷史博物館銅炮3尊,本院之銅缸及歷史博物館之銅炮系由北支派遣軍甲第1400部隊河野中佐于三十三年六月十九日運協和醫院,該部隊過磅后,運赴東車站,聞系裝車運往朝鮮。本院之銅炮和銅燈亭由偽市政府工務局專員齊昌復、職員張伯齊偕同昭和通商株式會社(在本朝陽滿內北小街)日人佐倉于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來院啟運。據聞系運往北新橋北支工廠”。 北平故宮博物院太廟圖書分館曾被日本憲兵兩次搜查,1938年6月被搬走書籍314冊、被撕毀書籍26冊、雜志4131冊;1939年3月被搬走雜志6551冊。日軍強占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著名高校,損毀長城、大覺寺、云居寺等世界級文物,致使北京人化石遺失,掠奪故宮、頤和園、北平研究所、北京國立圖書館等機構所藏重要文物和圖書,造成北京文化事業的空前浩劫。 五是研制細菌武器,實施細菌戰。日軍1855部隊在天壇等處研制和生產鼠疫、霍亂、傷寒、痢疾、黑熱病等細菌武器,用于華北戰場。為了檢驗細菌武器威力,還在市區播撒霍亂等病菌,致使無辜市民斃命,僅1943年9、10月間,北平就有2136人感染霍亂,其中1872人死亡。 據日本人長田友吉供述:“1943年8月北平地區發生的霍亂疫情,可以肯定是日軍的謀略所致。其根據是:此前的7月,西村防疫給水部及第二陸軍醫院分院的數名軍醫,對約230名衛生下士官候選者進行了約兩個星期的霍亂、傷寒、赤痢菌的檢索教育;8月上旬,西村軍醫大佐又命令約200名衛生下士官候補者與西村防疫給水部及第二陸軍醫院分院的病理實驗室、細菌室的軍醫、衛生下士官、衛生兵等約50人,在北平市內對中國人進行霍亂菌檢查,將霍亂病人封鎖在家里,禁止出入,也不予治療,就這樣屠殺了300名和平人民?!?北平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抗戰局面 在對日作戰的沙場上,在北平這片熱土上,到處活躍著殺敵的好男兒。 北平淪陷后,為了遲滯日軍西進南下的步伐,國民政府調集各路大軍匯集南口,集結的中國軍隊兵力達6萬余人。南口戰役中,廣大參戰將士前赴后繼,英勇拼殺,傷亡達16679人。 從1933年長城抗戰至1937年南口戰役,國民政府軍隊在與日軍的作戰中共傷亡25679人。 八路軍建立起來的平西、平北、冀東等平郊抗日根據地,1938年至1945年期間,與日偽軍作戰4200余次,共斃傷俘日偽軍46000余人。在取得輝煌戰績的同時,八路軍及地方武裝也付出了極大的代價。 北平抗日斗爭植根于老百姓支持和擁護的土壤之上。老舍通過《四世同堂》中人物的口,說出了抗戰爆發時北平人的心里話?!拔也慌赂F,不怕苦,我只怕丟了咱們的北平城!一朵花,長在樹上,才有它的美麗;拿到人的手里就算完了。北平城也是這樣,它頂美,可是若被敵人占據了,它便是被折下來的花了!” 1937年7月29日,日軍進占北平城?!白類酆推降闹袊淖類酆推降谋逼?,帶著它的由歷代的智慧與心血而建成的湖山,宮殿,壇社,寺宇,宅園,樓閣與九條彩龍的影壁,帶著它的合抱的古柏,倒垂的翠柳,白玉石的橋梁,與四季的花草,帶著它的最清脆的語言,溫美的禮貌,誠實的交易,徐緩的腳步,與唱給宮廷聽的歌劇……不為什么,不為什么,突然的被飛機與坦克強奸著它的天空與柏油路!” 但是,北平人民沒有屈服。佟麟閣、趙登禹馬革裹尸,以死報國。在南口阻擊侵略者的中國軍隊,堅守陣地二十多天,殲敵一萬五千多人,擊碎了日軍“三個月滅亡中國”的夢想。中共北平地下黨員按照中央指示,大部南下或在平郊開展抗日游擊戰爭。7月,黨領導下的國民抗日軍成立。接著平西、平北、冀東抗日根據地先后建立并逐步擴大,一直在平郊堅持敵后抗日斗爭。 因此,北平形成了這樣一種獨特的抗戰局面:北平城淪陷,但是城內的反抗從來沒有停歇,有組織的襲擊、暗殺、反日宣傳不斷,與抗日根據地的聯系沒有斷;日軍企圖包圍和分割華北抗日根據地,實際上華北各個根據地連起來卻反包圍著日偽軍統治下的北平城。 到1944年9月,日偽軍只能龜縮在北平周邊一個狹小的范圍之內,平郊的農民積極參加抗日根據地的建設,參加游擊隊、八路軍,用槍桿子保衛祖國的領土,捍衛勞動的果實。 作家周而復當時描繪了這樣一幅圖景:“游擊部隊就在大紅門一帶活動,大紅門離北平城的永定門不過30里;北面十三陵、昌平、懷柔一帶是北平抗日根據地;東面是冀東軍分區,它的前哨部隊一直到通州附近,控制了整個這一條華北和東北之間的走廊;在平西,出西直門不到六十里地,便有我們的抗日政權。所以北平就在八路軍的包圍之中,這其實也不是什么奇跡,有人民的地方,就有八路軍?!?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像一個不可撼動的巨人似的,站在平郊,守衛著國土,保護著人民。 北平的民眾從來沒有屈服,也從來沒有絕望,他們除了進行反日鋤奸的武裝斗爭外,還為城外的八路軍送情報,送物資,送藥品,送人員。在城市和鄉村之間,勾連起的秘密交通線,有六七條之多。 在這些交通線上,經常有大批青年學生和國際友人往返,如林邁可、班威廉夫婦、武樂文、霍爾、布浪基斯等等。在門頭溝的妙峰山,在海淀的東北旺、西北旺、溫泉,在著名的潭柘寺,抗日的武裝和根據地的軍民和北平城的居民都有過直接的接觸和交往。甚至有許多人,登上北海的白塔,遙望著云海深處的西邊山峰,好像依稀可見祖國勝利的遠景,“西山猶在不用愁,自有太平時候”(齊白石語)。 北平抗戰的重要歷史貢獻 北平抗戰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北平抗戰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 第一,具有光榮愛國傳統的北平人民始終站在抗日救亡運動的最前線。從九一八事變聲援東北同胞到一二九運動掀起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潮,從長城抗戰發出民族危亡的最強音,到盧溝橋抗戰掀開全民族抗戰的大幕,在華北的最前線樹立了一面抗日民族解放的旗幟,給全國人民增強了抗日必勝的信心,提高和擴大了中國共產黨的影響。 第二,平郊抗日根據地是華北抗戰的重要戰略支點和晉察冀邊區的屏障和護衛,也是八路軍戰略反攻、挺進東北的堡壘陣地。平郊抗日根據地形成對北平偽政權的包圍,牽制了大量日軍兵力,對偽蒙疆、偽華北、偽滿洲國三個傀儡政權都構成了威懾,成為插在華北日偽心腹上的尖刀。戰略反攻階段,平郊部隊積極配合蘇蒙聯軍作戰,成為華北中國共產黨軍隊向察哈爾、熱河、東北挺進的陣地。 第三,中國共產黨發動和領導淪陷時期北平城內地下斗爭,向根據地輸送了大批人才,運送了大量物資,搜集了許多寶貴的情報,有力支持、配合了華北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斗爭。特別是抗戰后期,在以劉仁為領導的晉察冀分局城委(城工部)的領導下,配合武裝斗爭,進行卓有成效的統戰工作和情報搜集工作,瓦解日偽,保護、壯大革命有生力量,成為爭取抗戰勝利的一條重要戰線,為解放戰爭鍛煉了一批堅定革命骨干。 第四,光榮的北平人民為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做出了重大的貢獻。成千上萬的優秀兒女參加了八路軍和地方抗日武裝,馳騁沙場,有的為國捐軀,有的立功受獎,有的成長為軍政指揮員或地方領導干部。北平人民與八路軍生死與共,并肩戰斗,為了支持抗戰,保護八路軍和抗日干部,不惜獻出自己的家園、財產甚至親人的生命,涌現出一大批鄧玉芬式的支前模范,譜寫了許許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 原標題為《日軍的暴行和不屈的北平人》 本文原載于2015年7月6日北京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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